我的職業領路人 

1977年，我來到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類室繪圖組從事繪圖工作。曾孝濂是繪圖組組長，我們主要的工作任務是與其他科研院所的繪圖人員一起，為《中國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大型植物志書籍繪制插圖。我們這些植物科學畫畫師是科學家背后的人，有人說我們的職業是“寂寞無名的”，但是回首往事，我卻覺得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如今，我已退休，而曾孝濂老師已是八十多歲的耄耋老人。幾十年的風雨歲月、坎坷波折，他初心不改，堅持不懈，在植物繪畫領域成績斐然，成為業界翹楚。執一事，從一生，是他的人生寫照。過去的幾十年，我和曾孝濂的關系從工作同事成為授業的師生，他的言傳身教讓我受益終身，而對工作的認真和執著是他給我上的第一課。記得初進分類室繪圖組，為了讓我加深對植物學的認識，曾老師常在周末帶我去植物園認植物，那時他的夫人張贊英正在北京林學院讀書，兒子還小，家務以及孩子都需要他照顧，而他為我犧牲了很多業余休息的時間。在曾老師眼里，大自然的一切物種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而是生生相息。他常給我們介紹多樣性的野生物種，如沿階草、馬鞭草等，這些植物的花苞在花序上的排列是如何變化的、有什么奇特之處。他也會給我們介紹像玉蘭、牡丹這些明星園藝植物，但在介紹它們的時候，他的語氣并不是像在說一個“明星”，而是和講述其它物種一樣。在觀察物種時，他尤其注重自然環境中物種之間的關系，探索和發現物種與環境之間的必然聯系。
 平凡的丈夫與父親 
給我講解植物的時候，曾老師是非常投入且享受這個過程的。為了搞清楚某些問題，他也非常較真。有一次，在植物園水生植物區，曾老師講解子午蓮，說這種植物開花是在夜里，天亮就閉合，第二天夜里接著開。我表示了懷疑，我認為花苞也可能是凋謝了才閉合的，接著開的應該是新的花苞。為了弄清楚誰的說法正確，需采集兩朵花苞進行對比以便得出結論：一朵含苞待放、花絲完整排列整齊；一朵再次開放、花粉已經脫落、花瓣邊緣有凋謝跡象。曾老師在池塘邊撿了根樹枝，想把池塘中的花苞勾過來。由于池邊石頭不牢固，一不留神，他整個人栽進了池子里。我慌了，后悔自己不主動去采，怎么能讓老師掉進水里。我正著急，曾老師忽然從水里站了起來，手里拿著從水里撈出來的眼鏡，滿不在乎地對我說：“水不深，沒事！”他還索性就站在水里邊觀察邊給我講解，花苞的情況、花苞的著生位置……我在岸邊不安地聽著，催促他趕緊上來。回家路上，渾身濕漉漉的曾老師“得意”地聲明：經過實地觀察，證明他的說法是正確的。看他有說有笑，我則滿心愧疚，像個犯了錯的孩子不敢說話。把曾老師送回家，我就回到宿舍，心里依舊惴惴不安，心想定會遭師母埋怨。正忐忑著，忽然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是曾老師，他已經換了一身干凈整潔的衣服，連胡子也好像刮過了。“走，到我家去吃飯。張贊英包了餃子，去嘗嘗北方人的手藝。”我在后面跟著曾老師到了他家。一進家門就感到熱氣騰騰，幾個木箱子上搭了一塊木板，上面放好了調料。剛坐下，就聽到張老師一口爽朗地道的北京話熱情地招呼我：“好吃不好吃都多吃點哈。”她把一大碗餃子放在了餐桌上。頃刻間，我所有的緊張都消失了。張贊英老師在北京林學院讀書的三年里，曾老師在家又當爹又當媽，著實不易。作為父親，曾老師還是很稱職的，他對孩子的學習、思想品德抓得很緊，生活上反而比較寬松。午飯時只要見到曾老師，他定會邀我上他家享受上好的咸菜，他家不大，十幾平米，除了床，只能放下一張書桌，書桌上堆滿了他的畫具和書本。臨時餐桌是一把直背椅子，上面放著一個裝咸菜的瓶子、一個特大號陶瓷口杯。只見曾老師父子倆面對面坐在小馬扎上，一人拿一把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著口杯里的飯菜。曾老師低頭吃的時候，孩子只能手里拿著空勺在一旁等著。孩子低頭吃的時候，曾老師只能慢慢等待，有時還無奈地放下了手中的勺子。那個場景著實讓人想笑，我記憶猶新。曾老師一邊吃飯，一邊詢問孩子當天在學校的情況。得知兒子當天和一個同學（所里一位同事的孩子）因為口角發生了不愉快的舉動時，雖然事因對方而起，曾老師還是斥責了兒子幾句。孩子眼里掛著強忍下去的淚珠，鼻子一抽一抽的，費力地咽著口中的食物。這就是那個時期曾老師的日常生活。

 書里的曾老師有點陌生 

在教授植物繪畫時曾老師總是是細心和嚴謹：怎么練習畫線條，如何解剖植物標本的花、果，圖注怎么寫，怎么去查閱文獻……他總是邊講解邊示范，之后讓我們上手操作，有什么地方不對，立馬指出，他又重新示范，然后繼續讓我們練習。有一次，我在畫一些復雜的線條時，線條走向常常畫不到位。他笑著對我說：“運腕和指關節配合，練習時間長了就能靈活應用了，現在的問題是你手里有汗漬，影響運腕的靈活性，運筆的軌跡就改變了。做我們這行，要記得要勤洗手，這樣做的同時，還能讓畫面保持干凈。”每當要畫一個新植物時，他會把他查閱到的資料以及所里哪里有栽培的活植物與大家提前分享，幫助大家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

我與曾老師作為同事和師生共事多年，可以說是朝夕相處，自認為算是了解他的但常又有陌生感，特別是看到他的作品或現場觀摩繪畫的時候。他的作品如此地栩栩如生，繪畫時面對植物復雜器官形態構造，運筆的起落和走向是如此地精細準確有如神助，令人贊嘆，而這僅用他的勤奮和努力是難以詮釋的。讀了他的自傳《自然而然》中“童年”一章時，我似乎有了答案，就是他從小喜歡研究生物和觀察自然，童年的興趣愛好決定了他日后的生活軌跡，他能畫好博物畫是注定的，如他所說，“結緣自然，是自然而然”。亦如一粒埋在土里的種子，遇到合適的水分和陽光，以后的生長、開花、結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自傳《自然而然》“機緣”一章中這個觀點也得到了佐證。當年，曾老師是所里特招的中學畢業生中的一員。他之所以能被吳老（吳征鎰院士——編者注）和蔡老（蔡希陶先生——編者注）挑選進入繪圖崗位，與他從小就喜歡畫畫有莫大關系。天賦與機緣并存，而機緣常常眷顧有準備的人。當時的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在創業初期，和其他人員一樣，除了繪圖工作外，曾老師還得承擔諸如建園、臨時的政治任務、生活設施建設等工作，個人業務能力需要充分利用業余時間和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得到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人堅持下來了，有的耐不住寂寞而轉行，也有的則直接放棄而被淘汰了。而曾老師是那個時代能“活著”走下“上甘嶺”的人。

 自學成才與自己的主張 

在科學畫專業上，曾老師是自學成才的。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所的生活、工作清苦而艱難。風華正茂的曾老師在艱苦的環境中忍耐寂寞和孤獨，默默地鉆研繪畫、積淀知識、革新技能。同時也不忘拜訪名師，虛心求教。當時的科學院院所中，北京所繪圖組的馮晉庸和華南所的馮鐘元，兩位是中國生物科學畫創始人馮澄如先生的親傳弟子，馮鐘元還是馮澄如先生的長子，兩位馮先生就是神一樣的人物，為此曾老師一直充滿了期待。然而，華南所求教之旅未能如愿。曾老師感嘆：“在人生中，每走一步并非都是預先設計好的。”華南所之行的折戟讓他意識到自學、苦練的重要性，領悟和掌握一套自己的學習方法，最終才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我想也許馮鐘元老先生不見他的深意也就在于此吧。曾老師常說他喜歡孤獨，我理解他口中所說的“孤獨”是需要更多專注于學習和做事的時間和空間，在這種狀態下，曾老師一點都不孤獨，他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境界。

在植物圖繪畫的技術應用方面，曾老師有著自己的主張。例如用硫酸紙畫植物圖。曾老師敏銳地察覺到在繪制植物畫中對硫酸紙的依賴會造成個人藝術表達方式及特點的缺失，缺乏觀賞性，不僅人的主動性得不到發揮，而且會變成了制圖的工具（這也是我們遭到主流繪畫垢病的原因之一），從而導致植物畫的發展進入一個死胡同。他拒絕用硫酸紙繪圖，曾老師說：“我們是用形象語言來表述科學知識，我們要盡可能地還原自然狀態下植物的生長形態，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呈現。試想，在標本的制作過程中，一個三維空間的植物被壓制在一張平面的臺紙上，在制作過程中部分器官是被人為扭曲壓制過的，不能代表自然中的生長姿態，如果完全模擬標本，其結果可想而知。”曾老師不允許昆明植物所繪圖組抄圖，要求大家沒有標本不繪圖。除了要體現自己繪畫風格外，更重要的是對科學負責任的態度，一定要有實物佐證，這個物種的繪圖才能成立。曾老師也是一個有情懷的人。記憶深刻的一次是在西雙版納的溝谷林發生的事。我、曾老師與西雙版納植物園的何瑞華三人赤著腳‌趟水進入森林深處。當看到遮天蔽日的大榕樹，曾老師高興地大聲呼叫，就像個孩子。他唯恐時間不夠用，不顧石頭上的潮濕和泥沙，就地坐下就開始作畫，還一直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的一些雨林題材的速寫就是在這里完成的。在野外，每當觀察植物時，他總是那么興致勃勃、津津樂道，對構成雨林系統的諸多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觀察得細致入微。他對自然中的一切總是用一種探尋的眼光，一只螞蟻、一棵小草甚至一片落葉，他都會從中尋找出它們和生態環境中其他物種間的聯系。他說，觀察是人和自然溝通的渠道。

曾老師有著很強的個人魅力，這源于他優秀的品格和深厚的藝術修養。他的關注點很廣泛，喜歡引經據典且不乏幽默身邊總是能聚集起一幫人，與他聊天輕松有趣且受益匪淺。

博物畫界的“曾孝濂現象” 

在博物畫行業圈內，有一種說法叫“曾孝濂現象”。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博物畫畫壇突然涌現出大批高質量作品，題材涵蓋鳥類、花卉、藥用植物、蔬菜、水果等種類。其數量之多超過此前幾十年博物繪畫個人作品的累計總量，且繪畫技巧和表現形式都達到了前人難以企及的高度，而這些作品竟皆出自曾孝濂一人之手。《云南百鳥圖》《藥用植物畫集》《中國•云南百花圖》都是那個時期代表作品。作品不僅是對描繪對象的精準寫真，更是能激發讀者對具體生命、生態與人之間關系的深入思考，完美契合了博物學所追求的人與自然萬物的理想關系。他的作品主題明確，對題材的形態描繪準確，一絲不茍，直觀地展現各物種的特征，具有極強的科學性。從他的作品能看出主題是第一位，明確告訴大眾未曾關注過的科學知識，而非含糊其辭地讓讀者去猜。作品宗旨是向大眾展現大自然的生態現狀，應用繪畫藝術中最寫實的手法來表現自然中的奧秘。他的作品有其自身的唯一性，而不是重復表現某種植物。他更關注向大眾介紹大自然中更多的生靈，而不是作品本身。當然，作品中也蘊含了濃濃的感性智慧。曾老師所做的一切更像是一位引導大眾認識自然、親近自然的領路人。這批作品的出現立即掀起一陣“熱潮”，成就了中國博物繪畫的崛起。博物繪畫傳入中國也就百十來年，這期間經過幾代畫師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曾老師的博物繪畫是具有開創性的，他的作品中蘊涵中國特色的形式。在他之前國內的老前輩們也有博物繪畫的作品，但他們都僅限于沿續西方博物繪畫形式的應用，沒有融入中國元素，缺乏本土性。雖然也有以中國畫形式表現生物物種的作品，但就其形式而言，它們所表現的內容和形式還是有所割裂，盡管已經用了中國式的題款來注釋，但畢竟是用一個感性的形式來表述一個邏輯思維的物體，它們之間還是很難真正融入的。曾老師經過他一生的努力和實踐，逐漸建立了具有中國元素的博物繪畫形式。他作品構圖中有中國畫中的散點透視、白描式的線條、出枝方向起勢等方法，又應用了西方寫實的技術技巧，吸收西方繪畫中對光的應用，使色彩更加豐富，背景和主體的邏輯關聯更加緊密。他將西方的博物繪畫與中國繪畫的本土性語言結合得那么自然，渾然天成。他的成功說來很簡單，就是堅持。這個過程很漫長、很孤獨且極其艱苦，須有堅韌意志和信念。在這個期間他不斷的在自然中體驗和觀察，花大量時間閱讀、學習西方經典的博物畫作品，并且有目的地進行中國傳統繪畫技法的訓練。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以植物學為基礎的繪畫有了新的外延和內涵。

科學畫、郵票設計、花鳥博物畫、水墨生態等也產生了新的需求和創作形式，曾老師卻始終堅定地走在以科學筆法為自然畫像的道路上。郵票設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曾老師的植物學基礎知識和繪畫技法契合了郵票設計的需求，又與郵電部征集郵票的設計理念相吻合，這兩方面的因素成就了一位優秀的郵票大設計師。一個畫友曾問我應該怎么稱呼曾老師，藝術家？在我眼里：曾孝濂先生首先是博物畫家，不是藝術家。因為藝術家多關注在探討作品表現形式，更在意的是作品后面的隱意，以此引發讀者的感性思維。通俗地說，藝術作品多是為了娛樂大眾，給讀者帶來視覺上的享受。為了維系藝術市場的關注度，會重復地表現某些明星植物、花卉等題材，使之成為系列產品，給讀者更深刻的印象。而博物畫則不然，其的宗旨是傳播自然科學知識，它必須是直接地轉述、再現，明白地告訴大眾自然規律以及它們的美。相對于感性，它更加理性。毫無疑問，曾老師在博物繪畫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在繼承和發揚傳統理念方法的同時也勇于創新，為博物繪畫領域開辟新的思維和方法。雖已耄耋之年身患重疾，仍孜孜不倦筆耕不輟。他堅實的生物學基礎為其作品注入了科學的嚴謹，繪畫技術技巧的高度嫻熟，使其能夠自如地運用畫筆展現自然之美，在表現內容和題材的選擇上，他獨具匠心，善于描繪中國特有的物種并填補了諸多空白。在構思作品時，情在物先，以情感人，從而實現對自然生命有意義的表達。如果說馮澄如先生最早創立了中國的生物科學畫，是開拓者，曾老師則是承前啟后的薪火傳承者。

曾老師的個人畫展“雨林來信”在昆明當代美術館開幕的時候，我們又聚在了一起，大家紛紛向他表示祝賀，在有生之年終于達成了自己的心愿。他沉思后說道：“要是老天爺再給我點時間，我的畫還有提升的空間。”來源《科普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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